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一度风靡中国，冷酷无情的高仓健改变了中国女性的审美，奶油小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评价话语体系中的负面词汇。朱妍十几岁的时候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同学会》，他至今记忆犹新。除了质量高，剧情好，更重点的是那部电影的女主角是朱妍心目中的女神，她就是栗原小卷。朱妍认为，在中国，任何一个女演员都很难超越美貌如日中天的栗原小卷。

栗原小卷栗原小卷

在电影《返校节》中，栗原小卷扮演记者惠子·瓦利。这个故事是基于对惠子谷的采访。为了调查日本女性被卖到南洋当妓女的历史，惠子谷进行了一次艰难的采访，很多人都守口如瓶。正当惠子准备离开曹天，放弃这次采访时，她碰巧遇到了当地的孤寡老妇人，这个角色由日本功勋女演员田中绢代扮演。

就这个，过去的伤口被撕开了。《孽债》里那个去南洋卖身的日本女孩，是她人生悲剧的源头。回顾这些情节，朱妍仍然难以平静下来。

秋崎一生的悲剧，其实是日本近代史上屈辱的过去，是日本帝国崛起后羞于提及的一页。在日本历史上，从德川幕末到明治时代，一直到一战后大正中期，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到20年代，大量的日本年轻女性，其中大部分是九州西部和北部的曹天和岛原半岛，漂洋过海，在今天的东南亚以卖淫为生，这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妓女大流动。这些苦命的日本女人在华人世界被称为“南洋姐妹”。

“南洋姐姐”活动范围广，北至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远至上海、香港，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向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度到达好望角；向东渗透到夏威夷，甚至美国加州沿海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治时代，日本就输出了数十万“南洋姐妹”。

“南洋一姐”的存在，其实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欧美列强在全球势力范围内运作，很多传统不发达地区经历了早期现代化，产生了很多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庞大的劳工群体。她们独自工作的生理需求是卖淫存在的根本原因。

对于日本来说，经济利益才是出口“南洋妹妹”的真正原因。长崎县的岛原半岛和熊本县西南部的曹天是近代日本输出“南洋姐妹”的最重点基地。明治时代，日本与欧美的经济差距相当明显，国民收入差距更大。

20世纪初，新加坡“南洋姐姐”月收入约150美元，一般与妓院老板五五分成，“南洋姐姐”月薪可达70-80美元。1905年，新加坡当地木匠和钢铁工人的日工资只有4575美分，橡胶种植园的中国工人年收入只有2442美元。另外，日本制造业女工的平均日工资在1900年为20元，1910年为30元。从这个对比来看，“南洋姐姐”可以列入高收入阶层。

对于日本及其经济而言，“南洋一姐”的大规模出口，不仅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压力和贫困，赚取大量外汇，还可以帮助新兴而脆弱的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日本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02年，“南洋姐姐”和海外移民汇回日本的现金总额为1202万多日元，当年日本出口总额仅为2.583亿日元。

当年生丝以7686万日元排名第一，丝织物以2798万日元排名第二，棉花以1990万日元排名第三，煤炭以1727万日元排名第四，由“南洋姐妹”和海外移民汇回日本的现金排名第五，与生丝、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并列为重点出口。

依靠国内女性出卖肉体赚取外汇，这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闻所未闻的。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虽然羞于启齿，但在现实利益面前也选择了放手。正因为如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南洋姐妹”在日本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各种方式出国。

“南洋姐姐”的命运是悲惨的。年少无知的他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为背后的日本帝国赚了不少外汇，但他们自己却饱受折磨和蹂躏。

日本帝国崛起后，只愿意接受民族的荣耀，却羞于提起这段往事，很多“南洋姐妹”死在异乡，成了鬼。而回到日本的“南洋姐姐”也成为了被歧视的贱民。影片中的女人秋崎就是这个一个可怜的女人。

《还乡》1974年在日本上映，日本早已摆脱二战战败的经济影响，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重新崛起后的日本不忘反省自己民族的惨痛历史，于是有了《还乡》这个的电影。《归乡》于1978年10月在中国上映，一度被认为“黄色淫秽”而停播。最后，在巴金先生的介入下，这部电影成功上映，成为一部在中国深深影响观众的电影。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面对自己过去的勇气，都需要反省自己痛苦历史的勇气，甚至是不光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