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执政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受到了冷落和嘲讽，似乎不再时髦，成了过时、顽固、保守的代名词。无神论几乎是一门濒临灭绝的学科。马克思曾劝当时的唯物主义者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是，在有神论的“炫耀”中，能否坚持无神论。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无神论？

第一，因为我们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写在我们的党章里的，从来没有改变过，而无神论就是这种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因为有了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通过自己长期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一步步改变中国，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初步富裕，而不是领导人民寄希望于神灵的保护，追求虚幻的天堂和来世；也正因为有了无神论的世界观，我们才能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的头脑，通过90多年的实践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求上帝的启示和主观臆想。如果把无神论这块砖拆掉，党的理论大厦就会倒塌，党的性质就会改变。

其次，中国文化有着深厚而富有特色的无神论传统，需要挖掘、坚持和发扬，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设服务。

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共存与对抗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一代又一代无神论先驱以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带领当时的中国人民理性思考哲学的根本问题。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受外国的影响很大。我不是说这不好。比如，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并且运用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研究中国无神论的脉络时，既要注意它与西方无神论的相似之处，也要注意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特点。

中国无神论先贤的努力，造就了这个一种局面:中国历史上虽然活跃着很多不同的宗教，但从来不是宗教国家，而是世俗国家；中国文化虽然包含着丰富的宗教内容，但总体上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这个一来，中国的宗教本身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品格，少了神秘主义，少了狂热主义和极端主义，没有整体的宗教战争。西方国家有人计算，全球61亿人口中，信教的有48亿，不信教的有13亿，其中中国有12亿。这种算法是基于一神论。说实话，这12亿人不一定是无神论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鬼神观念，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教信仰。经历科学世界观的教育和引导，他们很容易成为自觉的无神论者或支持无神论的力量。

这反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不同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不容忽视。是我们党作为一个无神论政党能够从人民中自然成长，得到人民长期支持，取得胜利，长期执政的重点原因。

当前国内外有些人在极力制造各种神话，比如认为只有有神论才有信仰、有文化、有道德，而无神论导致社会物欲横流；当今中国所谓“道德水准下降”的原因是中国人不信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补课”，甚至党内一些领导干部也说这个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整体道德水平有升有降。这个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生活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些人所谓的“社会风气下降”与近年来宗教信徒的过度增长和宗教活动的过热同时发生。世界上宗教团体的道德危机频频出现，不亚于世俗社会。世界上与宗教问题有关的暴力和流血冲突发生在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之间；与无神论无关。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但如果认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统治下的欧洲应该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文艺复兴是多余的。此时，我们应该明确指出，无神论传统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点基石，也是今天中国现代化包括道德提升的一大优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越深刻，就越能顺应这些规律，自觉运用道德和法律手段约束自己的行为。当然，我们应该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宗教文化中所包含的内容。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些人的别有用心或无知而贬低自己，否定和放弃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优点。

第三，因为在当今的域内，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危害人和社会，需要从源头上，也就是从世界观上进行清理。

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太多这个的现象:一些地方利用行政权力人为助长宗教领域的混乱，修建宗教雕像和场所，热衷于中央政府一再禁止的大型宗教活动。有的机关建办公楼、装办公室要征求风水先生的意见，设置“转运石”、“靠山石”，甚至不惜破坏城市规划和环境；各种“大师”“神医”“半仙”如鲫鱼过江。你唱完，我就上台，搅起阵阵浑水；打着各种旗号的“破德”等邪教组织将被关掉，每隔几年就会有一场“大决战”，残害群众，败坏国家形象。

有些共产党员不讲科学，搞迷信。他们见了鬼神就双膝发软，带头拜各种怪力乱神，热衷于烧“第一香”，打“第一钟”。甚至像韩桂芝、丛福魁、刘志军这个的人，在膜拜上帝的同时也是腐败的，从腐败中向上帝奉献金钱，从上帝的“赐福”中获得腐败的精神支撑。这些都成为了当今中国的一道奇特的“风景”。我们不能说有神论的世界观(如正常的宗教和民间信仰)一定会导致这些现象，但这些现象的世界观根源一定来源于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反对这些乱象，但它是艰巨而弱小的。到当前为止，斗争大概局限于揭穿一些具体骗局，很少触及他们共同世界观的根源。只要我们不从哲学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不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作为大多数人，至少是执政党成员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思想指南，我们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科学繁荣的现代社会。

刘志军刘志军

坚持无神论首先应该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不断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要求党员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势力对党的世界观的侵蚀和渗透，提出纪律要求。这种教育很多年来往往是缺失的。你不能认为物质上的侵蚀是侵蚀，精神上的侵蚀不是侵蚀。据我们所知，一些党员干部搞封建迷信的案件，大多是在查处其经济问题的同时进行的，很少有干部因搞封建迷信而受到批评和查处。党的一切教育活动都应包括无神论教育的内容。党员不仅要保持政治、组织和作风的纯洁性，还要保持世界观的纯洁性。这个要求看似简单，但实践表明并不容易。党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就不能坚持自己的事业。

坚持无神论，善于教育宣传群众。我们宣传无神论，不仅仅是为了坚持一种我们认为正确的哲学理论，更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掌握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思维武器。只有这一理论真正被大多数人民群众所接受，并自觉地运用到社会实践中，这种坚持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人民”。我们应该扔掉各种无所作为的观点和情绪，主动承担宪法责任。依据《教育法》“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和中央有关精神，必须坚决制止在高校的各种传教活动，抵制境外利用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对青年学生的渗透。无神论教育也要从青少年开始，尽早进入课堂和课本，尽早占领青少年的心智。

坚持无神论，不断提高无神论者的水平。无神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哲学内涵。光说“世界上没有神”是不够的。无神论也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用最新的科学成果来充实、完善、丰富。有必要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在当今世界各自的发展和影响消长进行现实的分析。比如，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就有一批势力试图混淆科学与有神论的界限，制造“科学的有神论”或“有神论的科学”。结论无非是科学最终证实了有神论已经解释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有新的、更有说服力的回应。所以，无神论学者要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包括宗教知识，要有更广阔的世界视野，当然也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最后，坚持无神论要始终与坚持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我们和信教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是主要的，世界观不同是次要的。因此，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完全有可能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目标。

要严格划清宗教与利用宗教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非法活动的界限。无神论教育和宣传绝不是信徒与非信徒的对抗，也不是要求信徒放弃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很多的人学会正确看待宗教现象，理性选择自己的世界观，让信众更好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与国家法律、政府管理、国民教育、社会共同利益相契合。在此基础上，他们将与我们共同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共同反对一些国内外势力利用宗教问题颠覆我们的政治。上述社会乱象，很多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借宗教之名所为，对社会和宗教界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同这些社会乱象作斗争。

在近日一个成功的例子中，我们和佛教界一起，反对了某个团体利用藏传佛教来煽动和欺骗一些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这些人多是生活贫困、愚昧无知的年轻人，很多人从小就在寺庙里当喇嘛。他们只知道上师，其他一无所知，根本谈不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体”，他们随便自焚。在我们的反迷信斗争中，除了对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和反分裂斗争之外，很重点的一点就是要求信佛的人告诉信教的人佛教是热爱生命，反对杀生的大概道理，告诉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违背释迦牟尼的根本教义的，他们死后不能转世，甚至根本不能转世。这对于利用宗教解除某人的诱惑和欺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我们应该加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无神论学科建设，并不是说在教学和研究中不要谈宗教，而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放到涉及宗教问题的各个学科建设中去，对人类的宗教现象做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尺度的准确把握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说服很多的人认同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的无神论选择是正确的，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我们会义无反顾的坚持下去。

(作者朱同志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本文是作者在2013年8月18日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录音编辑版。本文节选。)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网络编辑: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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